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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妇女传记辞典

中国妇女传记辞典 by 萧虹等

萧虹女士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世纪卷中文版出版了,厚厚的878页,收309人传记,是一部为妇女立传的煌煌大着,值得祝贺!

人类自从走出母系社会之后,无论中西,妇女的地位都很低下。《圣经》里说,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,用土制造的,而女人,则是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成的。这样,女人从本源上就有对于男人的从属性。据说,中世纪的神学家们,还讨论过女子有没有灵魂的问题,可见其对于妇女的蔑视。

中国神话里说,人是由女娲抟黄土而作,但一个个做起来,觉得太麻烦太吃力了,于是就用根绳子在泥浆里晃动,一下子造出许多人来——这个神话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男女之别,却是作了贵贱之分。说抟黄土所作之人为宝贵者,而用绳子拉出来的人,则为凡庸者。

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尊重妇女。也许这个神话传说还带有上古女权时代的思想印痕,所以造人的女娲是女性,也不强调女子的从属性。

但儒家的三从四德之说一出,妇女的从属性也就更突出了: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。她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,而且还被目为祸水,将男人所做的坏事,都推到女人身上:商朝的灭亡,是由于妲己;周朝的失国,是褒姒之故;唐朝的衰落,则是杨玉环惹的祸……

文人学士还用这种歪曲的观点写了许多文艺作品,广为宣传,弄得人人皆知,翳然而从。

当然,也有说公道话,为女士们鸣不平的。如某男士就曾假托某女士的口气,写过一首诗道:

“君王城头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。二十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!”

这首诗讲了老实话,问得无可辩答。但说实话的诗文未必能流传,远没有编造得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受人欢迎。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近年流传开来,那是被移作他用了,与其本意无关。

在西方,人性的解放是由文艺复兴运动激发起来的,在中国,则要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才表现出来——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。现在,很有些爱国人士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,重新抬出儒学,而非难新文化运动了。但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,中国便会一直唱着老调子,永远无法与世界接轨。中国妇女也将一直“三从”下去,得不到解放,发挥不出才干。

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何在?正如郁达夫所说的,是“人”的发现:“从前的人,是为君而存在,为道而存在,为父母而存在的,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。”只有以人为本位的“人本主义”抬头了,才能萌发出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。而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,则都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胡适《终身大事》中的田亚梅才会说:“这是孩儿终身大事,孩儿应该自己决断”;鲁迅《伤逝》中的子君才会说:“我是我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

这是人性觉醒的声音!这是妇女觉醒的声音!

萧虹女士前几年曾出版过她所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清代卷,共收297人传记,全书共296页。无论是入传人数和著作页数,都远比二十世纪卷要少。清代卷是从1644—1911年,共267年,二十世纪卷是从1912—2000年,共88年。

为什么时间长度三倍以上的清代卷,可写的女性远不如二十世纪卷为多呢?显然,二十世纪妇女多才俊,是与新文化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有关。

萧虹女士将来如果要编清代以前各卷,想来入传的人数当会更少。虽然我们在商代就有女将军妇好,唐朝又有女主武则天,历代更有才女如谢道韫者,但毕竟人数有限。因为中国古代虽有儒学统治衰落,思想较为解放的时代,如六朝,但毕竟时间不长,而解放程度有限。在更长的时间里,社会道德崇尚的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所以要找有才干的女子来立传,就比较困难了。中国的历史著作,以纪传体为主,但极少有妇女的传记。如果翻阅地方志,妇女的传记倒不少,但那是节妇传和烈女传,每本县志里总有一大堆。而这些却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,决不是现代妇女所要效仿的。

中国妇女是有才干的,俗语说“不让须眉”,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。而萧虹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世纪卷,写出了那么多有才干的女子,也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。只是我们应该认识到,二十世纪中国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有才干的妇女,实是拜新文化运动之赐。也只有思想开放了的社会,才能为她们提供演出的舞台。不能因人性解放、妇女解放和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,是由西方引进的,就要排斥它、打击它。不管从哪里来的,只要于中国有益,就要接受它,发扬它。

其实,有许多号称传统,以“国”字作标签的东西,也是外来的。如“国乐”中的胡琴、琵琶原是胡人的乐器,号称“国学”的儒学,后来也掺进了许多佛学的成份,如果都要清理干净,怕是要回到上古时代去了。

我看还是顺应时代潮流,向前走为好。这样,将来有人主编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一世纪卷的时候,就会有更多的女子才俊入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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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虹女士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世纪卷中文版出版了,厚厚的878页,收309人传记,是一部为妇女立传的煌煌大着,值得祝贺!人类自从走出母系社会之后,无论中西,妇女的地位都很低下。《圣经》里说,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,用土制造的,而女人,则是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成的。这样,女人从本源上就有对于男人的从属性。据说,中世纪的神学家们,还讨论过女子有没有灵魂的问题,可见其对于妇女的蔑视。中国神话里说,人是由女娲抟黄土而作,但一个个做起来,觉得太麻烦太吃力了,于是就用根绳子在泥浆里晃动,一下子造出许多人来——这个神话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男女之别,却是作了贵贱之分。说抟黄土所作之人为宝贵者,而用绳子拉出来的人,则为凡庸者。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尊重妇女。也许这个神话传说还带有上古女权时代的思想印痕,所以造人的女娲是女性,也不强调女子的从属性。但儒家的三从四德之说一出,妇女的从属性也就更突出了: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。她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,而且还被目为祸水,将男人所做的坏事,都推到女人身上:商朝的灭亡,是由于妲己;周朝的失国,是褒姒之故;唐朝的衰落,则是杨玉环惹的祸……
文人学士还用这种歪曲的观点写了许多文艺作品,广为宣传,弄得人人皆知,翳然而从。当然,也有说公道话,为女士们鸣不平的。如某男士就曾假托某女士的口气,写过一首诗道:“君王城头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。二十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!”这首诗讲了老实话,问得无可辩答。但说实话的诗文未必能流传,远没有编造得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受人欢迎。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近年流传开来,那是被移作他用了,与其本意无关。在西方,人性的解放是由文艺复兴运动激发起来的,在中国,则要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才表现出来——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。现在,很有些爱国人士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,重新抬出儒学,而非难新文化运动了。但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,中国便会一直唱着老调子,永远无法与世界接轨。中国妇女也将一直“三从”下去,得不到解放,发挥不出才干。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何在?正如郁达夫所说的,是“人”的发现:“从前的人,是为君而存在,为道而存在,为父母而存在的,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。”只有以人为本位的“人本主义”抬头了,才能萌发出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。而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,则都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
,胡适《终身大事》中的田亚梅才会说:“这是孩儿终身大事,孩儿应该自己决断”;鲁迅《伤逝》中的子君才会说:“我是我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这是人性觉醒的声音!这是妇女觉醒的声音!萧虹女士前几年曾出版过她所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清代卷,共收297人传记,全书共296页。无论是入传人数和著作页数,都远比二十世纪卷要少。清代卷是从1644—1911年,共267年,二十世纪卷是从1912—2000年,共88年。为什么时间长度三倍以上的清代卷,可写的女性远不如二十世纪卷为多呢?显然,二十世纪妇女多才俊,是与新文化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有关。萧虹女士将来如果要编清代以前各卷,想来入传的人数当会更少。虽然我们在商代就有女将军妇好,唐朝又有女主武则天,历代更有才女如谢道韫者,但毕竟人数有限。因为中国古代虽有儒学统治衰落,思想较为解放的时代,如六朝,但毕竟时间不长,而解放程度有限。在更长的时间里,社会道德崇尚的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所以要找有才干的女子来立传,就比较困难了。中国的历史著作,以纪传体为主,但极少有妇女的传记。如果翻阅地方志,妇女的传记倒不少,但那是节妇传和烈女传,每本县志里总有一
大堆。而这些却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,决不是现代妇女所要效仿的。中国妇女是有才干的,俗语说“不让须眉”,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。而萧虹主编的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世纪卷,写出了那么多有才干的女子,也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。只是我们应该认识到,二十世纪中国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有才干的妇女,实是拜新文化运动之赐。也只有思想开放了的社会,才能为她们提供演出的舞台。不能因人性解放、妇女解放和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,是由西方引进的,就要排斥它、打击它。不管从哪里来的,只要于中国有益,就要接受它,发扬它。其实,有许多号称传统,以“国”字作标签的东西,也是外来的。如“国乐”中的胡琴、琵琶原是胡人的乐器,号称“国学”的儒学,后来也掺进了许多佛学的成份,如果都要清理干净,怕是要回到上古时代去了。我看还是顺应时代潮流,向前走为好。这样,将来有人主编《中国妇女传记辞典》二十一世纪卷的时候,就会有更多的女子才俊入传。